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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明:轮椅上的翰墨公益路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15日 09:40 来源:兰州晨报    分享到:


杨东明(右二)给学员上课。

  甘肃新闻网兰州12月15日电 据兰州晨报报道:14年前的一场意外事故,改写了少年杨东明的整个人生轨迹。14年后,杨东明又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更多人的人生轨迹。

  杨东明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教会了许多聋哑孩子画画,让他们在无声的世界里孕育了希望。

  12月9日,零星飘落的雪花让气温骤然降低。在北面滩新村一间普通的居民楼里,杨东明正给11岁的诚诚(化名)教如何勾线,他轻轻地在宣纸上演示画法,在后面打个勾,然后又点一点诚诚的笔画,在后面打个叉,转头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诚诚,诚诚点点头,杨东明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教下一条线的笔法。

  11岁的诚诚是一名聋哑儿童,9天前刚刚被送到杨东明的心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学画,目前正学习绘画最初级的勾线技法。

  “勾线好比学认字,只有先学会了每个汉字,才能组词造句写文章。画画也是一样,要认得每一种线条的优劣,才能开始画画。”杨东明坐在轮椅上,一边演示笔画一边捕捉着诚诚眼睛里传递出的每一个明白或者疑惑的信息。因为诚诚的听力有障碍,又不识字,因此,杨东明和诚诚的教学互动,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无声片。

  和诚诚同一天来的,还有同样患有言语听力障碍的女孩瑶瑶(化名)。这个会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你好,我叫瑶瑶”来做自我介绍的女孩,经过专业的发声训练后,喉部已经可以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因为瑶瑶识字,杨东明把要说的话,一句一句地写在纸上给瑶瑶看。用这样的方式,杨东明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教会了许多聋哑孩子画画,让他们在无声的世界里,感受用笔墨描绘出的鸟语花香的画面。

  26岁的徐立慧,已经在心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学习一年多,因为踏实认真,她的工笔画已经初具雏形,一幅怒放的牡丹图,在她手底的宣纸上徐徐盛开。徐立慧家在靖远,3岁半的时候,她因为感冒发烧,被家人抱去打针,竟引起双腿肌肉的严重萎缩,造成肢体二级残疾,从此只能依靠双拐才能行走。

  “没来这里之前我也接受过一些培训,还上过几天班,但不知道自己能干些啥。”徐立慧把上了色的牡丹图放到一边晾干,另一幅画就争分夺秒地在手底下铺开了。这个一年多前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国画的姑娘,如今已经是心翼画院的专职画师,她的国画作品已经在多次残疾人画展中崭露头角。

  来自舟曲的杜建平,也是肢体二级残疾。“我有一个也是残疾的朋友,有一天他忽然发了一幅画给我,说是他自己画的。我觉得特别好看,一问才知道他是在心翼学的,我也就来了。”如今,进入心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大半年的杜建平,国画水平进步不小。

  目前,和徐立慧、杜建平一起在心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学画的残障学员共有12名,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接近40名。“从2011年9月开始,到今年9月份之前,他们免费学画,免费提供食宿和笔墨纸砚。但后来确实支撑不下去了,光这里的房租水电暖费用,一个月就要4680元。所以从9月份开始,我会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每月收一点钱。”杨东明说。

  根据学员家庭经济状况,收费标准从200元到600、700元不等,这些钱包括学费、伙食费、住宿费(外地),学员只需要自己购买纸墨水粉,就可以跟着杨东明学画,学会之后可以留在心翼画院做专职画师,杨东明会现金收购学员们的成品画作,然后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把这些画卖出去。

  “我现在就是希望社会上能来关注一下这些学员。一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家庭经济特别困难,需要帮助,二来,他们在我这里学会了一技之长,我希望他们能有其他的机会和平台。”对于心翼的学员们来说,杨东明既是教授画艺的师长,又是帮助他们用绘画创收的领路人,杨东明总觉得自己有着和家长一样的责任。而事实上,眼前这个沉稳持重的年轻人,也不过才是28岁的年纪。

  看着一夜白头的父母在不同的楼层之间心力交瘁地奔波,14岁的少年决定要好好活下去。

  “因为我走过这条痛苦、自闭甚至是绝望的路,所以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理解残疾人的痛苦和无助;也因为我一路走来,得到过太多好心人的帮助和温暖,所以我有责任去回馈。”当被问及为什么会以国家一级美术师的资质,专门去做教残疾人画画的工作时,28岁的杨东明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000年的6月29日,杨东明之后的人生路,都在这一天被改写。那天晚上,14岁的杨东明在回家的路上,掉进了一个24米深的井桩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送往兰州抢救。这次意外事故,造成了他胸椎2、3、4节骨折,急性肾衰竭、右股骨骨折、左股骨骨裂,在救治过程中,医院曾6次下达病危通知书。

  当然这一切,杨东明是在昏迷了40多天清醒过来之后,才听大人提起的。“我在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任何想法和意识,只是觉得口渴,想喝水。”直到两个月以后坐上轮椅,杨东明还对自己下肢已经截瘫的这个事实没有明晰的认识。

  “后来在医院里呆的时间久了,对一些医学常识有了基本的了解,我才逐渐明白过来自己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活蹦乱跳的健康人,变成了大小便失禁的残疾人。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什么叫痛苦,什么叫绝望了。在我住院的半年,我们楼层就有3个病友因为受不了现实的残酷而跳楼了。我在14岁的年纪,就知道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然而祸不单行,就在杨东明逐渐消沉自闭,开始拒绝见任何人的时候,11岁的妹妹忽然被查出患了脑瘤,也住进了同一家医院。看着一夜白头的父母在不同的楼层之间心力交瘁地奔波,14岁的少年忽然对父母起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要好好活下去。

  2001年的春节,妹妹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杨东明也跟着父母回了通渭的家。因为自幼受到当地浓郁的书画文化氛围的熏陶,再加上当美术老师的父亲的影响,意外发生之前的杨东明,就对画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回到家之后,为了开导杨东明转移注意力,父亲的许多朋友经常来看望他,教他画画,杨东明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跟着通渭书画院的刘天祥老师学习国画。

  在家里呆了一年多,终于从丧女的悲痛中挣脱出来的父亲,决定继续带着儿子求医治病。在此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父亲带着杨东明辗转于山东、河北、北京等地。父亲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杨东明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大小便失禁得到彻底治愈。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画画成了杨东明唯一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寄托。2005年3月份,杨东明和父亲在北京,因为身上带的钱花光了,不得不离开医院。

  “当时我们身上总共就剩下了十几块钱,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了,我和爸爸每天只敢吃一个馒头,困了就睡公园的躺椅石凳,我到现在身上还有很多淤痕,就是在那时候留下的。”彻底陷入绝境的生活在杨东明的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印记。就在这时,杨东明忽然想起曾经有个病友在看过他的画之后,建议他可以到北京琉璃厂去卖画筹钱。

  杨东明决定试一试,他把仅剩的十几元钱都拿去买了宣纸和笔墨,又和父亲在琉璃厂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当时住一晚上要30元钱,我就去和老板商量,能不能让我和我爸先住下,等我卖了画筹到钱后再结账。老板刚开始不同意,但是经不住我几次三番的哀求,就同意让我们先住两个晚上,如果两天后还是卖不到钱,就赶我们离开。那个老板,把他的旅馆里唯一一间有地毯的房子,让给了我们住。”杨东明对此感激至今,那天晚上,他就趴在那块地毯上,画了一夜的画。

  杨东明在琉璃厂卖了一周的画,这一周的坚持,改变了杨东明和父亲陷入绝境的经济状况,也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轨迹。

  “我去北京琉璃厂卖画的第一天,就卖了500多元钱。其实那个时候,那些人来买我的画,并不是因为我的画画得有多好,而是在知道了我的困境后都想拉我一把。当时买了我的画的那些好心人,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如今已经是国家一级画师、受聘于全国多家画院的杨东明,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总是一再地提及。

  杨东明在琉璃厂卖了一周的画,这一周的坚持,改变了杨东明和父亲陷入绝境的经济状况,也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轨迹。在杨东明卖画的第7天,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他的画摊前观赏了好久,杨东明以为对方想买画,于是极力推荐了自己的几幅作品。然而老人在了解了杨东明的经历后说:“小伙子,我看你的画功底扎实,色彩明亮,很有朝气和生命力。你要是还想学画就来找我,我可以免费教你。”随后留下一张名片离开了。直到这时,杨东明才知道刚刚离开的这位老人,是中国花鸟画研究院的院长徐湛。

  “当时我的病,已经不可能再有更好的治疗效果。我和我爸就回老家了。”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2005年9月,杨东明成了中国花鸟画研究院的一名免费新生。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杨东明先后师从徐湛、欧阳中石、王明明等名师学习国画,最终成为在书画界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

  2011年,在北京学习结束回到兰州的杨东明,原本打算开办一个国画艺术培训机构,但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杨东明发现仅在城关区,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绘画培训机构竟有400家之多。就在此过程中,杨东明结识了正在兰州大学读博士的公益人士何乃柱。

  “是何乃柱把我领上公益这条路的。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得到过那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有那么多的人无私无偿地帮助过我,我常常在想,我该怎么回馈他们。后来何乃柱把我往公益的这条路上领,我忽然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回馈不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但是我可以去帮助那些我有能力帮助的人。”专门针对残疾人的国画公益培训机构就这样一步步酝酿,并最终在省残联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杨东明给自己的公益机构取名叫心翼,意思是“给心插上翅膀”。当初的领路人何乃柱,现在也成了公益队伍中的一员。

  几天前,因为学习态度不够认真,28岁的老师杨东明打了22岁的学生杜建平一顿。“我并不是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去成为名师大家,但是最起码要学会一技之长,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亲人离世了,你自己也能够拥有一块立足之地,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社会和别人的尊重。”在杨东明看来,虽然政府做了很多引导工作,但是社会上一些人对残疾人的接纳还是不够柔和。就在不久前,杨东明刚刚因为停车费的事和还别人发生了冲突。杨东明说,他没有特殊的要求,按照政府部门的政策公平合理对待就行。

  杜建平显然也理解老师的用心良苦,因此在被打的时候虽然很生气,可是事情过去之后依然围在杨东明身边谈笑风生。

  “可是你们两个人都坐着轮椅,怎么打架?”

  “不是打架,是我打他,他不敢打我。”杨东明笑着说。

  这份“不敢打”的背后,想必是另一份发自真心的敬重和感激吧。(文/图 本报记者 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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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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